佛教学者唐一玄居士曾任军医院院长多年，后来在各个佛教学院授课，佛教著作甚多，由于与我的观念风格不同，对我一向批判多于赞美，但有一次，他竟然很高兴的赞美我处理事情“举重若轻”。我一生受人批判也好，赞美也好，多不介意，但唐老的这一句“举重若轻”，颇令我感到受一宠一 若惊。继而回想自己一生立身行事，的确是本着香严智闲禅师的诗偈“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来待人接物，这句话和“竹影扫阶尘不动，雁过寒潭水无痕”的意义相同，也就是说什么事过去了就算了，绝不会计较得失，或是留恋或懊悔。唐老以“举重若轻”四个字来形容我的为人处事，自觉堪能承当。
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我曾在寺院里担任打水、挑担、拉车、采购等工作。寺里的住众看我无论做什么粗重的工作都好象一付驾轻就熟的样子，所以后来凡是需要用力气的事情，他们都叫我去做。其实我每次拉车拉到要上坡的时候，往往因为用尽全身的力气而晕眩呕吐，但是因为我常怀惭愧感恩之心，所以能产生源源不断的力量服务大众。四十多年前，我为教界长老编辑杂志之余，还经常为其他报章刊物撰写佛教文章，长老看我勤于写稿，又不收分文稿费，以为我笔到神来，“举重若轻”，所以连发行、邮寄等一切工作也都一交一 由我包办，其实我常常为了写稿而搜索枯肠，通宵达旦，不过因为我心中充满弘法利生的使命感，所以不论给我多少工作，我一样都心甘情愿，胜任愉快。后来我经常南北弘法，以火车、汽车为办公室，准备文稿，所以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能即刻乐说不倦，信徒以为我才思敏捷，“举重若轻”，更加喜欢邀请我去说法开示。其实，刚开始弘法的最初几年中，我经常为了一篇讲稿而案牍劳神，镇日思惟；如今我年届七十余岁，经常一天讲话下来，就感到身乏口干，但每次看到信众们渴望佛法的眼神，就忘记一切辛苦，所以依然一精一勤度众，乐此不疲。
有人说：“如果要跟谁过不去，就叫他去办教育，编杂志，建道常”但是许多年来，我教育也办了，杂志也编了，道场也建了，其中各有不同的问题，有的频遭人为的阻碍，像福山寺的寺院登记执照因有关主管互踢皮球而一再延迟，直至八年后，才给予核准；西来寺初建的时候，因异教徒排斥而遭到抗议……。有的饱受天灾的侵袭，像佛光山台风来时的洪水、山崩，极乐寺墙瓦的坍方、倒塌……，往往将多年的建设毁于一旦。有的是接管别人办不下去的事业，例如接收福国寺、圆福寺之后，才知道还要偿付前人的债务。凡此都因为我稍具发心、愿力，所以虽然困难重重，我也不觉其难；因为我非常注重情义和结缘，所以尽避备尝艰苦，我也甘之如饴；因为我肯随缘、随喜，所以即使忙碌不堪，我不觉得忙不过来；因为我愿意忍耐、承担，所以纵然一无所有，我不觉得空乏无力。总之，无论什么繁复的事情到了我这里，都因为我心甘情愿，无怨无悔，所以自觉能够“举重若轻”地承担。
文殊菩萨以“无”为不二法门，慧开禅师以“无”为宗门一关，惠能大师以“无”摄受傲慢的同道，道树禅师以“无”屈服外道的神通。“无”可以说是世间上最美妙的道理！我一生中所遭遇的棘手事件不知凡几，像寿山寺建好之后，军一团一 司令部下令强制拆除；悍民想穿越佛光山作为产业道路，不惜以暴力威胁逼迫；台北七号公园观音事件，眼见即将酿成政教冲突；佛牙来台，异教唆使教徒捣乱阻挠：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险厄，有时我以理说服，有时我以静制动，有时我以诚感化，有时我以慈折服。总之，我没有特定的方式，但是因为我心中常保空“无”，如明镜一般，一胡一 来一胡一 现，所以能够产生“无竟的力量，“举重若轻”地统摄了有尽的招术。
五十年前，没有法师愿意久留宜兰，我自告奋勇前往弘法。到了那里，才知道不但寺院内住满军眷，僧俗杂处，而且信徒涵盖老、中、青三代，他们有的亲近寺院很久，但所接触的未必是正信佛法；有的忠心耿耿，但个性强悍；有的男众因为受过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性情特别刚烈；有的年轻活泼，蹦蹦跳跳，不易为保守的老成信徒所接受。我一待数十余年之久，不但和当地民众水乳一交一 融，和谐相处，而且将正信佛法带动起来，让宜兰成为台湾佛教发展的摇篮。当年宜兰的信徒，直到现在，仍对我关怀备至，一听说我有什么事情，比谁都热心着急。像礁溪的佛光大学，从土地取得到建筑工程，从沟通乡民到连络政府，他们都卖力参与，功不可没。很多人惊讶地问我当年是用了什么方法，能在他们心目中一直具有“举重若轻”的形象？我想大概是由于我掌握住老年人的经验、中年人的稳健及青年人的力量吧！
后来，我在各处建道场，信徒的性格种类更是多得不胜枚举，但我依然应付裕如：来的是军人，我和他讲军人法；来的是商人，我和他讲商人法；来的是儿童，我和他讲儿童法；来的是老人，我和他讲老人法；来的是妇女，我和他讲妇女法；来的是伤残，我和他讲伤残法。此外，对于喜欢修持的人，我举办禅坐班、念佛会；对于追求慧解的人，我开设佛学班、读书会；对于擅长艺文的人，我举办技艺班、写作社；对于偏好慈善的人，我成立服务队、救济会。总之，我应机说法，让信众能将佛法带到日常生活之中；我观机逗教，让大家发挥所长，所以就能够“举重若轻”地将佛教带动起来。
俗语说：“宁带一一团一 兵，不带一一团一 僧。”出家人的性格虽然比较超逸淡泊，无所勉求，但相对的，因为不求名，不求利，有时候也很难动之以情，动之以理，所以教育僧一团一 徒众，不像带领世俗企业里的员工那么容易。而我，除了分布在全球各地百万名信徒之外，还收了一千多位出家弟子。我每天不但必须处理忙不完的法务，还得分神为他们处理情绪问题、读书问题、修持问题、弘法问题、养病问题、请假问题。每次主持教育座谈会时，总有人问我如何带领这么多弟子？其实这就像《维摩诘经》所说：“弟子众尘劳，随意之所转。”尘劳虽多，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随意转化，就可以“举重若轻”地转烦恼为菩提，转愚痴为智慧。徒众亦然，无论他们有多少人，有多少问题，因为我在思想上能够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我在方法上，能够随着各人的根性施以不同的教化；我对于弟子不如法的地方能够心怀慈悲，循循善诱；我对于他们不懂事的地方，能够宽容谅解，不去计较，所以再冥顽不灵的人，我都可以“举重若轻”予以转化。
信徒婚姻的危机，我以一句“爱，才能赢得爱”来挽回；演艺人员间的冲突，我以长生童子忍辱的故事来化解；政治人物的心结，我以“退一步，海阔天空”劝和；信徒失去亲人的伤痛，我以“死如移民”的比喻给予抚平，余如信徒财产纠纷、儿女问题，教界人士间的勃溪误解等一切疑难杂症，都由于我能认识问题症结所在，直接切入核心，给予大家，所以能“举重若轻”，片言化解。
我经常参加各种活动、法会，像马来西亚莎亚南体育馆弘法活动、慈悲爱心人誓师运动，各有八万人参加；每年固定在国父纪念馆及香港红磡体育馆等地的讲经，每场也都是数万观众聆听；每年的国际佛光会世界会员大会暨理监事会有来自各地数千名代表及观礼员等前往与会；经常在各地为筹募佛光大学建校基金而发起的园游会，共襄盛举者动辄数万人，甚至十余万人。许多人好奇地问我：“怎么有办法举办这么多的活动，同时还能解决这么多人的吃住问题呢？”我想最主要的秘诀是因为我们平时训练人才，事前周密计划，开会讨论意见，懂得分工合作，所以无论来的人再多，时间再紧凑，都能够达到“举重若轻”，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最初设立佛学院时，信徒警告我：“你没有经费，又要办学，以后就没有人敢再接近你，你一定会办不下去９教界也有人说：“你没有经验，办不起来的。”我最初到美国建寺弘法时，同道讥笑我：“你不会英文，那里能在海外弘法？”我向教育部登记成立佛光大学之初，官员们提醒我：“办大学耗财费力，必须三思９佛光山三十周年纪念日那天，我宣布封山，有人劝我：“封山以后，没有油香来源，僧众的生活立刻就会成为问题。”诚然，经验、语文、钱财、物资是弘法利生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对于出家人而言，这些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佛法、信心、道念、正见，就是因为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我“举重若轻”地在海内外办了十六所佛教学院，丛林学院历史长达三十年以上，从未中断；如今我在全球五大洲成立的别分院、布教所多达一百多间，目前还在陆续增加中；我在美国的西来大学已有十年之久，在台湾办的大学第一届学生将于明年毕业，不但学生增多，校务蒸蒸日上，而且还和其他国家的大学及文教组织频繁一交一 流；佛光山封山之后，僧众们尽避过着清贫生活，但每个周末仍举办假日修道会，供一应上千人食宿，此外还有不定期的禅修、佛七、短期出家、讲一习一 会议等文教活动，两年来度众无数，看起来，这也是“举重若轻”呀！
曾经有人为我计算，我一生在台湾佛教界拥有五十余个“第一”：第一支佛教歌咏队、第一个在电视台弘法的人、第一张佛教唱片、建第一间讲堂、第一个在国家殿堂讲经弘法、第一本一精一装佛书、第一个组织信徒穿著制一服 、第一个创设僧众等级制度、第一个组织青年学生会、第一个成立信徒讲一习一 会、第一个成立儿童班、第一个成立星期学校、第一个成立幼教研一习一 中心、第一个发起光明灯法会、第一个使用幻灯机和投影机弘法、第一所教育部承认的印度文化研究所、第一个大专佛学夏令营、第一个都市佛学院、第一个云水医院、第一所民众图书馆、第一座安宁病房、第一个信徒服务中心(檀信楼)、第一个举行报恩法会、第一个举行园游会、第一个发起供僧法会、第一个建高楼寺院、第一个举行环岛托钵行脚活动、第一个举办世界佛学会考、第一个举行禅净密三修法会、第一次办回归佛陀时代的活动、成立第一所佛教文物陈列馆、第一次台湾举行传法退位大典、第一个举办短期出家、第一部将藏经重新分段标点的佛光大藏经、第一部获得金鼎奖的《佛光大辞典》、第一个到三军官校各种兵一团一 以及离岛布教说法的人、第一个率领两百人前往印度朝圣、第一位到梵谛冈与教宗会谈……，大家看我拥有这么多“第一”的头衔，都说我福报俱全，其实，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一些都是佛教共成的第一，都是尽心尽力“举重若轻”所共成。
其实，这其中我不知经历过多少挫折，例如四十多年前，我用白话文写作文艺，教界一些传统人士表示不以为然；我率领佛教青年一起出外布教，引起佛教保守人士的反对；我组织佛教歌咏队，借着跃动的音符将佛法传递到各个角落，却受到强烈的批评；我使用幻灯机布教，幻灯机被警察无理地没收；我在市区的高楼里成立寺院接引民众学佛，有关单位以屋顶无翘角为由，至今仍不准办理寺院登记；我录制电视弘法节目，已经与电视台签约，但临时却被有关单位取消，理由是和尚不能上电视；余如在庙口市街布教被当场取缔，更是常有的事。但这一切阻碍都无法将我打倒，因为我相信“有佛法就有办法”，所以无论多么艰巨的事情，我自信都能“举重若轻”地完成。
凭着愈挫愈勇的精神，近十年来，我将脚步拓展到海外，在国际间作了许多突破，像显密所属教派，彼此间欠缺沟通，一九八六年，我在佛光山举行世界显密佛学会议，让汉藏佛教人士在一起促膝畅谈，建立共识，此后彼此互有往来；海峡两岸自从一九四九年之后，一直处于对立状态，我率领“弘法探亲一团一 ”到大一陆 弘法探亲。一九八八年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西来寺举办，我让两岸代表首度坐在同一个会议厅里面开会，赢得全场人士不绝于耳的掌声及欣喜一交一 加的热泪；僧信组织自古有之，可惜彼此向来缺乏联系，甚至有各行其事之憾，一九九二年，我为信众成立国际佛光会之后，和佛光山僧一团一 互相配合，有如人之两臂，鸟之两翼，在弘法度众方面发挥前所未有的功能，也为僧信融和作出了良好的示范；南传国家的比丘尼戒因战乱及上座比丘把持等原因而失传达两百多年之久，我经过多次的努力，于一九九八年二月，在佛教的祖国──印度菩提伽耶举办国际三坛大戒，让二百多位大小乘比丘在二十六位大小乘戒师的证盟下如愿顶受具足戒；就在此时，贡噶仁波切表示愿将其教派珍藏已久的佛牙舍利赠送给我，许多人问他，国际佛教界人士这么多，为什么独钟于我？他举出上列诸项事实，回答大家：“因为星云某人在国际间具有『举重若轻』的地位，所以我们相信他能够妥善保存佛牙舍利。”“举重若轻”四个字看似容易，其实这是我一生本着弘法奉献的理念，努力为教筹划，为众谋福得来的些许成绩，而对十方大众又何足道哉？
在佛教的历史长河里，拥有“举重若轻”地位者不知凡几，我只不过是一滴微不足道的小水珠而已。像伟大的佛陀，在当时阶级分明的时代里倡导四姓平等，竟能得到朝野上下的支持；在各种宗教杂陈的社会中，还能将佛法迅速地传遍整个印度；在多国鼎立争强的土地上，往往以一席建言化干戈为玉帛；即使在极为恶劣难堪的处境下，也能够以善巧方便来化导顽愚……，凡此“举重若轻”的风范，两千五百年来一直是亿万佛教徒心目中永不磨灭的精神依赖。而太虚大师在国难方殷之际，组一团一 到海外各地宣布军国主义的恶行，挽救国家的厄运；在佛教没落之时，兴办杂志，发表谠言，从整理僧伽制度的建议到向政府的护法论争，从小乘部派的研究探讨到大乘教育的八宗兼弘，从佛学问答到世法应酬，从佛史撰着到教义伟论；各地闹庙产兴学，他不顾一切，挺身而出，据理力争；旧僧联名打击，他一点都不灰心，依旧兴学培育僧才，推动国际佛教。民国初年，佛教之所以还能够延续下来，可以说全然是拜太虚大师“举重若轻”的行动所赐。余如佛法初传汉地时，迦摄摩腾以一首正气凛然的偈语，慑服外道，“举重若轻”地奠定了佛教在中国的基础；昙无竭不顾生命危险到西域求法、法显度海、玄奘经过沙漠到印度取经、法眼禅师以诗偈驳斥皇上、慧远大师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杨仁山的金陵刻经处等，这些举止，外在是如此的“举重若轻”，但内容有千万斤的重力。他们这种大慈悲、大智慧、大勇猛、大无畏的棈神，是多么地令人敬佩仰慕！
所以，“举重若轻”的真义，并不是在表面上将“重”的事物变“轻”，而是要我们做好心理的建设，不将“重”的感觉摆在前面，自然就能获得“举重若轻”的泉源，如流水载物般，处处无碍；“举重若轻”的要诀，也不是刻意躲避“重”任，“轻”率行事，而是要我们遇事承担，运用智慧，自然就能培养“举重若轻”的能力，如狮子奋迅般，冲破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