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抱歉我没去参加你的婚礼。”
　　“你少来了。”
　　“好啦，还是恭喜你。”
　　“找我什么事？”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我说。
　　“嗯。”
　　“有关伊丽莎白的车祸。”
　　我听见一声细微的回音，之后就完全静悄悄的。
　　“你还记得车祸的事吗？伊丽莎白遇害前发生的那次车祸。”
　　瑞贝卡·萨耶，我太太最好的朋友此刻沉默不语。
　　我清清喉咙，问：“当时是谁开车？”
　　“嗯。”她对着旁边说，“好，等一下。”接着又对我说：“贝克，我这里有点事，我待会儿打电话给你，好吗？”
　　“瑞贝卡？”
　　电话挂断。
　　老实说，悲剧对灵魂有益。
　　事实上，面对死亡，让我成为更好的人。若真相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即便线索无迹可寻，但真相还是在那里，不可否认。这并不是说牺牲生命也值得，或者这是场公平的交易等。但无论如何，我知道自己比以前进步了，更加知道轻重缓急，也更加能体会别人的痛苦。
　　现在回头想想觉得可笑，我曾经很在意自己参加哪个俱乐部、开什么车、墙上挂着什么文凭，或者其他种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我想做医生，因为想获得别人的赞赏，想让周围的人刮目相看，想出人头地。
　　正如我刚刚所说的，这很可笑。
　　有人可能会说，我之所以变好，只是成熟懂事了，这也没错。但真正的原因是我现在独自生活。以前我和伊丽莎白是一对儿，她如此美好，我可以放任自己不长进，好像她的美好是宇宙的平衡机制，可以让我们两个同时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准上。
　　然而，死亡是个伟大的老师，只是太过严厉了。
　　我也希望我能告诉你，在经历惨剧之后，我领悟了一些前所未知的可以改变生命的绝对真理，值得我传授给别人，可是我没有。还是那些耳熟能详的老话说得好啊，人才是最重要的，生命可贵，其他都是身外之物，过好每一天的生活……诸如此类，我可以说出很多直到你叫饶。你也许会听，但估计是一只耳朵听着另外一只耳朵就出去了。只有当悲剧发生时，这些道理才会给你当头棒喝、醍醐灌顶。之后，你或许并不会因此变得更加快乐，但一定会变得更好。
　　更加讽刺的是，我经常在心里希望伊丽莎白看到我现在的样子。但只是想想罢了，我不相信死者有灵会庇佑我们的说法，那只是自我催眠的幻想而已。我相信人死不能复生，死了就是死了，但我还是禁不住会这么想：现在的我也许可以配得上伊丽莎白了。
　　有着虔诚信仰的人士也许会觉得，这就是她重返人间的原因吧。
　　瑞贝卡·萨耶是顶尖的自由摄影师，她的作品在一般杂志上随处可见。虽然有点奇怪，她的特长是拍摄男人，例如一些登上杂志封面的运动员等。GQ就经常请她拍摄封面照片。她老是开玩笑说，她对男人的身体很有研究，因为“一辈子都在认真做功课”。
　　我在三十二号西街找到了她的工作室，离宾夕法尼亚车站不远。这幢房子背面很邋遢，一半是仓库，一楼因为饲养中央公园的马匹和存放马车而臭气弥漫。我没有坐送货电梯，而是直接走楼梯上去的。
　　瑞贝卡匆匆穿过走廊，后面跟着个瘦骨嶙峋，一身黑衣，手臂毛茸茸，满脸胡子拉碴的助理。助理两手提着铝制手提箱。瑞贝卡还是那样，一头乱蓬蓬的卷发，桀骜不驯的发丝弯来绕去，自由伸展，一双绿色眼睛间隔比常人要大。八年过去了，她似乎没什么改变，也可能是我没看出来。
　　她看见我，停下不动，“贝克，我现在很忙，不方便。”
　　“那可真不巧。”我说。
　　“我得赶去拍照，可以稍后再说吗？”
　　“不行。”
　　她停下脚步，对表情不太痛快的黑衣助理吩咐了几句，然后对我说：“好吧，跟我来。”
　　我们走进她的工作室。工作室天花板很高，水泥墙被漆成白色，摆放着很多打灯伞，黑色的荧幕，遍地可见弯曲缠绕的各种线头。瑞贝卡摸着一卷底片，好像很忙的样子。
　　“你得告诉我车祸的事。”我说。
　　“我无法理解，贝克。”她打开一个罐子，放下，然后合上盖子又再打开。“我们有多久……八年了吧？几乎没有讲过半句话。可是今天，你突然跑来问我车祸的事情。”
　　我双手交叉，等着她继续往下说。
　　“这是为什么？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今天怎么突然想知道这个？”
　　“告诉我你所知道的。”
　　瑞贝卡的眼神在回避我。杂乱的头发遮住了半张脸，但她拨也不拨。
　　“我想念她，”她说，“也想念你。”
　　我没有回应她。
　　“我打过电话给你。”她说。
　　“我知道。”
　　“我想跟你联络，我想陪在你身边。”
　　“我很抱歉。”我说，发自内心的抱歉。瑞贝卡是伊丽莎白最好的朋友，我们结婚前，她们两人在华盛顿广场公园附近合租一个公寓。我应该回她的电话，或者邀请她到家里坐坐，无论如何应该做些回应，但我没有。
　　人在悲伤的时候总是格外自私。
　　“伊丽莎白告诉我说，你们发生了小车祸。”我接着说，“她说是她的错，她没注意路面，是这样吗？”
　　“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吗？”
　　“有用。”
　　“还有什么用呢？”
　　“你在害怕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