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节
黑曜馆事件对陈爝的影响很大，他虽对这类杀人事件司空见惯，可死者毕竟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他平日里不会和我谈论黑曜馆的案子，也装得毫不在意。只有一次，我感觉到了他心情的波动。
那是十二月份的一天，我早早下班回到住处，见到陈爝闭着眼睛蜷缩在客厅的沙发里。他没有看书，没有会客，也没有出门。我进屋，他也不抬头看我。我知道他没睡觉，他从不会在沙发上睡着。再累再困，他都会洗好澡，穿上睡衣，再躺上床。我承认，在这方面我很邋遢，不顾形象，不像他那么一丝不苟。
我走近他，刚想开口，眼角却瞥到了桌上的一份报纸。报纸摊开，我能看到头版上印得清清楚楚的铅字标题——诅咒成真！已故富商古永辉遗孀方慧女士遭遇车祸身亡。
“高速公路上，她的车撞向了隔离带，当场死亡。”陈爝用低沉的声音说。
“怎……怎么会这样？”
“不知道。”
黑曜馆，难道真的有诅咒？
陈爝缓缓睁开眼睛，用模糊不清的声音对我说：“韩晋，你是作家吧？”
“哪有，我哪里是什么作家？”
“托尔斯泰16，我看见你晚上偷偷在写书呢。”陈爝眼中闪过一丝狡黠。
我刚以为他为古阳黯然伤神，谁知又嘲讽起我来。我正欲发作回击他时，陈爝忽然从背后取出一本老旧的记事本，递给我。
这是古永辉临死前写的童话——《密室里的白雪公主》。
“我不喜欢这个童话的结局。”陈爝的口气似在恳求，“请改一下吧。”
后记
很早以前，我就想写一部“暴风雪山庄”模式的侦探故事，可又不希望落了俗套，所以一直没有动笔。今年年初得空，恰巧让我有充足的时间来构思这部新小说。大约在二月份的时候，我已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大纲。又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时间一气呵成，忙忙碌碌，直到八月份才正式开写，九月份完成初稿。这部小说也算是横跨了2014年的一整年。写完之后，不少朋友给出了修订的建议，在此我要感谢一下鸡丁、等待者、陆小包、华斯比等几位好友，你们使得这部小说更加完善；也感谢所有耐着性子读完拙作的朋友们，人数太多，余不一一。
推理小说也是类型小说的一种，公式化且自我重复，如何在原有的基础上写出新意，对我来说这是个难题。那时候我想，大部分“暴风雪山庄”模式的推理小说，都把当事人置身其中，我们与小说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假设我们并没有参与呢？假设这一切都是早就发生的，早在我们翻开小说之前，杀戮就已结束，仅靠零星线索，我们是否能够用推理重现一切？这似乎很难，并且不切实际。不过，这很有趣，不是吗？
于是，我试图做一番尝试，写下这部小说。乍看之下，一切似乎很正统，助手与神探，典型的“暴风雪山庄”模式，一群形迹可疑的房客。但这只是一部分，包藏在羊皮之下的，是二十年前的那起连环杀人案，这才是我的“狼子野心”。故事已经讲完，我的任务也已完成，至于这部小说的是非成败，就交给读者臧否吧，我闭嘴。而我想借这方寸之地谈谈的，是关于中国推理小说的一些看法。多岐为贵，不求苟同，若有说错的地方，请原谅我很傻很天真。
推理小说在中国，从未入土生根，更遑论发芽结果。一百年前就有人讲过，此种小说，亦中国所无。一百年后的今天，情况似乎并未好转。相比其他类型小说，中国推理小说犹如患上侏儒症一般，始终没有过成长。
也有人会说，金庸以一己之力扛起武侠，推理小说没有这种人物。
在中国，武侠小说不同于推理小说。从《史记·游侠列传》到唐传奇再到《水浒传》，一条文脉连绵不绝。不扯太远，就拿民国那些武侠作家来说，若没有他们，金庸也不可能有现在的成就。正如《三国演义》的故事不是一人写就的，金庸也是集大成者，黄药师的形象似乎脱胎于《十二金钱镖》中的弹指翁，洪七公也像极了《云海争奇记》里的丐帮长老“神乞”车卫。金庸站在众位前辈的肩上，达到了其他武侠作家不可企及的高度。
作为中国推理小说作者，我们能从前辈身上汲取怎样的养分呢？《包公案》《狄公案》，对不起，那是公案小说，和推理小说差之千里；程小青，孙了红，他们确实是开风气者，但不可否认，那个时候的创作尚在邯郸学步的阶段，连年的战乱又让侦探文学出现了大断层。在这批人之后，中国推理小说的创作可以说是无以为继。且不论有没有好的作品，就连作品都很少。
没有土壤，就播不下种子。环顾我们周围，真正的推理小说身在何处？一百年来，无论是科幻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悬疑小说都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唯有推理小说，像是弃儿般孤零零地站在原地。
这是作者的责任，也是读者的责任。因为读者在寻找作品的时候，作品也在寻找读者。
我知道一定会有人，举出不下十位作家的名字来反驳我的观点。请你细细咀嚼这些作家的作品，如米饭里夹杂着沙子，这些真的是推理小说吗？又有人会说，广义推理小说范围极广，你凭什么说没有？确实，特别是在日本，任何一本小说都可假推理之名以行。但日本人比谁都清楚，什么是正统的推理小说。别误会，我不是唯本格论者，我欣赏各种类型的推理小说，但我的心愿是让读者知道何为真正的推理小说。真正的推理小说，结尾不会用一个噩梦来糊弄读者，不会草草了事，而是有理有据，告诉你这是唯一的真相。
只可惜，这样的推理小说在国内相当稀少，正如我之前所言，这是中国推理作家的责任。说句得罪人的话，目前大多推理作家，都误把自己的写作热情当成写作天赋。写推理小说是老天赏饭，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而我们市场上有太多自以为是的人在创作所谓“推理小说”。仿佛推理小说门槛极低，抬脚就可以跨过，不需要太多构思，不讲究叙事结构，只要“恐怖”加“意外”，就是一部好的推理小说。这是误解，也正因如此，才制造出大量的垃圾作品，误导读者。有才华的作者却受到各种约束，或许是好作品不被人欣赏，心灰意冷，从而放弃了推理创作。
那为什么又是读者的责任呢？由于好作品少，所以部分读者错把中国推理的糟粕之物当标杆，评判当下中国推理的整体水平，然后一棍子打翻一船人，以显示自己的真知灼见。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推理没有那么好，但也没有那么差，还有一些有天赋的作者（我见过不少）在继续着创作。我们不该唾面自干，一味嘲讽打击国内的创作者，应该给予他们机会，不戴有色眼镜，公正地评判一部小说的优劣，不可因为是中国人写的推理便区别对待。
其实一部经典的推理小说，只有吸引人的故事却没有推理内核，远远不够。我只能说这是一部精彩的小说，却不够资格成为经典的侦探故事。什么是好的推理小说，各花入各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就我个人来说，比较古板：诡计、逻辑、伏线，这三个元素在我看来很重要。什么意思？篇幅所限，不能尽解，总而言之，要有欣赏一部好作品的能力，也需要积土成山，积水成渊，有了一定的阅读量，自然就知道什么是好的作品，读起推理小说才不会盲目跟风，人云亦云。正如饱学之士看书，《红楼梦》与《青楼梦》，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一言以蔽之，有了好的作者和读者，中国推理就有了发展的土壤。有了土壤，好的作品才能在这片土地上播种发芽，生生不息。
是为后记。
时晨
2014年12月2日于上海
【解说】暹罗连体人会就此分离吗？
文/陆秋槎（推理作家、评论家）
“然后就是，”福尔摩斯医生的语气不如刚才那样轻松了，“剑突连胎——胸骨部连接的孪生。当然，这一类型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对暹罗双胞胎，恩和昌。两个健康、正常的个体——”
——埃勒里？奎因《暹罗连体人之谜》
饭城勇三在那本摘获第十一届本格Mystery大奖（评论部门）的名作《エラリー？クイーン論》中，对美国推理小说巨匠埃勒里？奎因（Ellery Queen，实际上是两位作者合用的笔名）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并指出，奎因在作品中追求的并不是意外的真相，而是意外的推理。他对奎因前期作品的动机、诡计、叙述、逻辑与死亡留言等各方面进行了彻底的检讨，并认为奎因的这一倾向是一以贯之的。①我们在讨论深受前期奎因影响的作家群及其作品（所谓“奎因流”）的时候，不妨也从这一观点出发——特别是，当我们需要讨论某部作品是否（或者说在何等程度上）接近前期奎因的作品时。
无疑，时晨在《黑曜馆事件》（旧题《黑色弥撒》）中也最大限度地为读者奉上了“意外的推理”，而这一旨趣又可以追溯到他早些年在杂志上发表的“国名”系列和此前出版的长篇《罪之断章》（旧题《杀人逻辑学》）。若论深得奎因作品的精髓，在日本或许可以列出大批作家（可参看饭城勇三的另一部著作《エラリー？クイーンの騎士たち》），而在中国国内恐怕只能举出时晨一人而已。将他称为“中国的奎因”或许有吹捧的嫌疑，但若说他是“奎因在中国的代言人”，怕是没有谁会不自量力地跳出来反驳吧。
然而，假若一个作家在这个时代仍满足于创作同前期奎因别无二致的作品，这又未免太高慢了。因为这似乎意味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作家——那些奎因之后继续创作推理小说的人，特别是1987年之后的日系作家——的作品都可以被无视。即便在奎因的附庸蔚为大国的日本，我们仍无法发现哪怕一个原教旨的奎因主义者。②
那么，时晨的这部新作中是否也包含着某些“后奎因”的新因素呢？或者说，除了奎因，我们是否能从中发现其他作者的影响呢？答案是显然的。放在开篇的童话和围绕童话的解读显然更接近晚近的日系推理的写法，特别地，让我想起了岛田庄司发表于新世纪的《螺丝人》（ネジ式ザゼツキー）。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岛田庄司一直在各种场合宣传自己对推理小说的思考，并试图将推理小说引向与写实主义的奎因截然相反的方向上去。甚至，就连“本格推理小说”这个说法都令他坐立不安，于是岛田为它设计了一个更符合其主张的名字“本格mystery”（本格ミステリー）。岛田认为，必须重新审视推理小说的源流。所谓的源，便是最早创作出严格意义上的推理小说的美国作家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在岛田看来，爱伦？坡作品中的幻想性，并没有被重视现实性的欧美古典推理所继承，而“本格mystery”的目标便是幻想的复权。而与此同时，逻辑性也不应被放弃。对于岛田来说，理想的推理小说（他使用的词是mystery）应具备富于幻想的谜题与充满逻辑趣味的解答。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岛田创作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作品并培养了一批坚定的追随者。
《螺丝人》以充斥着幻想因素的童话开篇，通过对童话的解读而引出了一系列更为传统的谜题。若对这种写法追根溯源，其始祖恰恰就是爱伦？坡的《金甲虫》和《玛丽？罗杰疑案》。后者是对一系列“作中作”（报纸）的解读，前者则是暗号分析。同《螺丝人》一样，《黑曜馆事件》开篇的童话也可以视为一种暗号。它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以一种隐喻的方式讲出的故事，侦探则通过厘清文本与现实的映射关系来解读它。而《金甲虫》的暗号解读，也正是发现纸条上的内容与一般英文表达之间的映射关系。
那么这样的写法，是否曾出现在奎因的前期作品中呢？饭城勇三认为，欧美古典推理继承了《金甲虫》的“暗号”解读，并将它发展成了我们更熟悉的一种处理方式：死亡留言。如此一来，奎因也从《金甲虫》那里继承了一些什么，毕竟熟悉他的读者都会记得，《X的悲剧》和《暹罗连体人之谜》里都出现了“死亡留言”。可是，饭城勇三继续分析下去却发现，这两部作品中的“死亡留言”对于推理而言，根本没有派上用场——最终指证凶手时，根本没有将“死亡留言”作为决定性的证据，甚至根本没有将它们当作一种证据。
如此一来，我们似乎可以下一个结论了：时晨在《黑曜馆事件》中加入了晚近的日系推理的写法，做到了幻想性与逻辑性的完美融合。实际上，我也很希望将这一赞誉赠与我的友人，可惜我终究不能这么做。因为在《黑曜馆事件》中幻想与逻辑并未如那对有四分之三中国血统的连体双胞胎兄弟一样、浑然一体地连在一起，它们仍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个体存在于作品之中。
我这么说是因为，《黑曜馆事件》在指证凶手的时候，也并没有用到那篇童话所提供的信息。伴随着新事件的发生，作品被分割成了两个部分：前半是对童话的解读以及大量围绕过去事件的推演，这些推演并没有给出什么决定性的结论；后半则是基于新事件与新证据的推理，这一部分是彻底的前期奎因模式。
那么，这种断裂是因作者能力的不足而造成的吗？恐怕不是。
《黑曜馆事件》里在介绍作为侦探役的数学家陈爝时，特别提到他的成名作是一篇关于“连续统假设”（continuum hypothesis）的论文。“连续统假设”的真伪曾作为第一个“希尔伯特问题”困扰了数学界数十年，这个问题最终由美国数学家Paul Cohen解决，而结论却是爆炸性的：“连续统假设”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无法判定的，它独立于集合论的ZFC公理系统。而根据“哥德尔第一不完全定理”，任何一个包含了皮亚诺算数体系的公理系统里都会有这样的不可证命题。换言之，这不是ZFC公理系统的缺陷，而是所有此类系统都具有的性质。
回到正题，恐怕幻想与逻辑的不可调和，也正像不可证命题的存在一样，也应视作是推理小说自身的一种缺憾。实际上，推理小说里对暗号、“死亡留言”和“作中作”的解读，往往带有一种强烈的恣意性。作者（或者说作品中的侦探）可以根据自己的方便对其进行比较随意的解读，其答案并不是唯一正确的，而不过是可以成立的答案中的一种而已。
反观奎因，作为以严密的逻辑推演著称的作家，奎因的作品中总能看到“穷举”的踪迹。通过穷举，奎因试图保证解答是唯一正确的。毕竟，敢于“挑战读者”不仅意味着有自信给出了全部线索，同时也意味着确信解答是唯一的。答案的唯一性也可以视作构造逻辑推演的一个必须追求的目标。
因此，前期奎因作品中，自然不可能出现基于“死亡留言”或“作中作”而制造的逻辑推演，因为我们不能在松软的根基（解释的恣意性）上搭起稳固的建筑（解答的唯一性）。所以，当时晨选择在《黑曜馆事件》中加入具有幻想性因素的童话之际，这种断裂已经无可避免了。倘使他为了掩饰墙壁上的裂缝，在最终解答里强行使用由童话提供的线索，那么逻辑的严密性就势必会遭到破坏，整部作品反倒更有可能如厄榭府一般轰然倒塌。
更加有趣的是，《黑曜馆事件》前后半虽然存在割裂感，但时晨在两部分里表露出来的野心却是相同的：尽可能多地构造意外的推理。实际上，对童话的解读中并没有推导出什么意外的真相，若以“真相”的标准来衡量小说的前半部分，那么它多少有些失败，多数只是原地踏步而已。可是若以“推理”的标准来审视它，那么，俯仰可见的逻辑推演段落无疑能满足最苛刻的读者。换言之，时晨虽然参考了《螺丝人》这类新潮的作品，其趣味仍是奎因式的，仍以意外的推理为目标。
解释时晨必须在《黑曜馆事件》中加入童话推理的理由的同时，我们也可以顺便猜测一下奎因在《希腊棺材之谜》里加入大量伪证据和伪解答的初衷。同时，我会给出自己对所谓“后期奎因问题”的一种理解。
“后期奎因问题”以最简单通俗的方式来归纳，是一种针对伪证据和解答真伪性的焦虑。这个观点最早由法月纶太郎在《初期奎因论》（初期クイーン論）中提出。他引出这个难题的方式非常耐人寻味，是基于对数学基础性问题的类比，特别与“希尔伯特计划”和“哥德尔不完全定理”的类比。“后期奎因问题”这个说法则是由笠井洁给出的。之后小森健太朗、冰川透、诸冈卓真等人都对此发表过自己的看法。饭城勇三认为，“后期奎因问题”的诞生是因为奎因在推理小说里引入了一种新想法，即“犯人意识到了名侦探的存在而制定了犯罪计划”，原本是“非对人游戏”（非対人ゲーム）的推理小说性质发生了改变，成为了一种“对人游戏”（対人ゲーム）。
而在我看来，“后期奎因问题”的根源，却是作者的一种贪欲：最大限度地追求意外推理。这里的“最大限度”不仅包括最大限度的意外性，也包括最大限度的数量——意外推理的数量。
奎因的逻辑因为加入了对可能性的穷举，较此前的推理小说要更为严谨。若设现场状况为p，而造成状况的原因为q，以往作品的逻辑或许可表述成p→q（p所以q），而奎因所希望达到的境界则是p→←q（p当且仅当q），换言之，奎因试图通过穷举保证逻辑推演具有唯一性。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状况，对案件的推演不可能如逻辑学那般严密。但是，至少在作品内部，身为作者的奎因总是试图保证身为侦探做出的推理是唯一且有效的。
可是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新的问题。
假使作品中每一条推理都是有效的，而所有的证据都是真的（也就是p为真，且p→←q有效），那么结论也就一定是真实的。因而，假使没有伪证据的存在，每一起事件都能直接推出真相，没有安插多重解答的余地。这样一来，也就不能在一部作品中放入尽可能多的意外推理了。
因此，伪证据的存在是必要的。对于p→←q而言，若p为假，q也为假，整个命题却是真的。③前提的错误并不妨碍推理的有效性。因此，设置伪证据并据此做出伪解答，反倒是一种扩充推理数量的妙策。
《黑曜馆事件》中，凶手虽然精心布置了现场，但这并不以误导侦探做出错误推理为目的，似乎并不包含“后期奎因问题”的因素。可是，童话推理部分的解读具有恣意性，可以得出许多种可以成立的结论，而基于种种解读，侦探又对现实中的事件进行了种种推理。这样的处理方式，也可以视作扩充推理数量的妙计，不妨看成“后期奎因问题”的一种变体。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时晨为追求奎因式的意外推理而付出的努力。
整体来说，这是一部具有强烈前期奎因风格的作品，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却没有在解答篇之前插入一份给读者的挑战书。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九部“国名”系列里的异类——唯一没有“挑战读者”环节的《暹罗连体人之谜》。《暹罗》的故事也发生在封闭的环境里，很大一部分篇幅围绕“死亡留言”展开（相当于《黑曜馆事件》中的童话推理），并且，这一部分在最终的解答里也没有派上用场。
时晨的这部作品，加入了富于幻想因素的童话，又继承了奎因的逻辑传统，并且将两者都发挥到了相当的水准。这两种因素的对立，恰恰就像是一对双子。然而，本应连接着他们的胸骨却太过疏松，小说最终断裂成了两部分：围绕童话进行解读的前半和围绕新事件展开推理的后半。而这并非时晨的能力不足所致，到底是因为两者太难协调，先天就无法相容。可是通过这样的写法，时晨在作品中为读者奉上了尽可能多的意外推理，让喜好奎因的我辈感到了久违的满足。这或许也是一种意料之外的收获吧，仍值得未来的作者们借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