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下半年，国共两一党一在中国大地上进行了最后的决战。
11月13日，一个初冬的深夜，寒风凛冽。在南京湖南路一所豪华的住宅内，一盏幽暗的壁灯映照着一个纤弱瘦小的身影，只见他缓缓地拿起一床一头的药瓶，终于发下狠心，吞下了早已准备好的160多粒进口烈一性一安眠药。他身着长衫，脚穿布袜，嘴角向下弯曲着，似乎心中隐藏着某种说不出的苦衷，直一挺一挺地仰卧在冰冷的一床一上。这位自一杀者，就是曾主编过《天铎日报》、《商报》、《时事新报》并以鼓吹革命、积极反帝见称于世，后又担任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秘书长等要职的国民一党一上层人物——陈布雷。他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自一杀，就是他最后的选择。
陈布雷自一杀的当天，国民一党一中央报社即以“陈布雷氏昨日心脏一病逝世”为题发布了消息，但事情的真相远非如此。由于陈布雷生前一性一情孤僻而又自鸣清高，从不愿让人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加上在他死后，国民一党一当局又严密封锁消息，致使陈布雷的自一杀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多少年来，很多人都想解一开这一谜一团一，但由于立场、观点、观察的角度和运用材料等的不同，并未取得一致一性一的意见。
世人多从分析当时的局势人手，认为国民一党一每况愈下的统治和面临崩溃的局面，是陈布雷由绝望而自一杀的根本原因。唐一人先生在著名的《金陵春一梦》一书中写道：“陈布雷已感到前途绝望，他忍不住蚌人所受的痛苦，他决心自一杀了。”石三友的《金陵野史》也说：“1948年，国民一党一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陈感到回天乏力。4月末，一向深居简出的陈布雷径自去中山陵向中山先生作最后的诀别，在座像前肃然鞠躬。不久，他在进退无路的情况下自一杀了。”陈布雷的女婿、中一共地下一党一员袁永熙是陈生前最后接见的一个人。据袁回忆说：陈布雷自一杀的前一天，打电话叫他去，陈用低沉的语调反复说道：“国民一党一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一生最大的过错就是投在蒋介石手下，以致今天不能自拔。”陈布雷从不在家人面前谈论政治，他对袁的一番话是考虑已久的，乃是他自一杀前的一精一神状态。笔者认为，从陈布雷和蒋介石的关系看，也可看清陈之死因。陈布雷自1927年受到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青睐，长达20年之久。1935年，蒋介石的御一用机构——侍从室事权扩大，他出任第二处主任，凡蒋介石的重要文告、
讲话、函电以及一党一、政事务均委托陈布雷主办，直到抗战胜利，侍从室撤销，整整10年。在此期间，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屡屡更迭，而陈布雷第二处主任的要职却始终未动，足见蒋介石对陈布雷的信赖之深。蒋对其部属一般最多以官衔相称，而对陈布雷却以“布雷先生”尊称，以示不同一般。陈布雷50岁生日时，蒋介石亲笔书赠：“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八个大字祝贺。陈布雷认为蒋介石借用诸葛亮《出师表》中一句名言来比喻他，真可谓“知己”。“士为知己者死”，乃是中国封建文人的人生观。从此，陈布雷在蒋介石的礼遇羁绊之下，便至死不悟。当看到自己忠心耿耿追随了20多年的蒋介石已无法挽救危局时，他审时度势，最后选择了“殉国难”这条路。
陈布雷死后几天，国民一党一中央报社便发表了陈的全部遗书和部分杂记，报道了陈布雷自一杀的真实情况：“陈布雷以死报国。”
对这种“殉国难”的说法，有些学者不以为然。照他们看来，陈布雷自然是一精一神崩溃的结果，实是为了摆脱病魔的困扰。其理由是：（1）陈布雷因一精一神和身一体状况的严重恶化以至感到厌世。由于长年劳累，用脑过度，严重的失眠症更使陈布雷疲惫不堪。同时，对前途的担忧也增加了他一精一神上的压力，时间一长便积郁成疾，日趋衰颓。于是，一精一神上的刺激和肉一体上的损害最终导致了他神经中枢的崩溃。1948年4月，国民一党一政一府改组；6月，陈布雷被蒋介石委任为总统国策顾问兼国民一党一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秘书长。但是入夏以后，陈布雷再也打点不起一精一力去应付蒋介石交办的公务了。他这台“机器”已不能“超负荷”运转了。他曾请当时的上海市一精一神病总院院长粟宗华去看病，诉说自己长朗失眠，一精一神忧郁，不知有无良方。粟劝他不要胡思乱想，就能克服一切妄念，但他未能听从医生的劝告，却服药而死。（2）陈布雷在给蒋介石的遗嘱中写道：“今春以来，……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与其偷生一尸一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不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毫无价值之一生。”
因此，从陈布雷的遗嘱中并没有留下多少感怀时局的话，却每每感叹自己体弱多病的身一体来看，陈的自一杀决不是为了“殉国难”，只不过是因疾病缠身感到痛苦而寻求解脱的一种方法。
有的学者则提出，陈布雷自一杀是为了消除国民一党一内部分裂现象而遭讥讽后的绝望行为。陈布雷自1927年人蒋之幕僚后，一直身居要职，身处国民一党一最高权力的核心，耳闻目睹了许多内幕。他历来对国民一党一内部争权夺利和贪一污腐化等现象十分反感，在他生前的日记中，多次流露出了忧愤的心情。他觉得国民一党一这样下去，前途不堪设想，故而内心苦闷，虽想多方加以调停，但始终未有结果。失望中也只能发出“如果说我们是给共一产一党一弄倒的，不如说是给自己人弄倒的”的感叹。就在临死前的短暂时刻，他还郑重其事地为蒋介石撰写《三陈磨一擦情况》汇报。多年来，台湾史学界对陈布雷自一杀的原因一直这么认为：“陈布雷追随蒋介石二十多年，参与一切机密，同志间一切对于蒋的指责，如同身受，使他痛苦耻辱尤甚。陈布雷企图消除一党一内离心离德现象，但反遭讥讽，于是绝望而自一杀身亡。”有的学者还试图从生活上来揭开陈布雷的自一杀之谜。陈布雷与先后两位夫人一共养育了七子二女，所以家庭负担很重，最初靠笔耕及祖产为生。抗战以后，在重庆完全依赖官俸，而山城百物飞涨，通货膨一胀严重，因此生活十分俭朴、拮据。蒋介石在逢年过节时，对他虽有所馈赠，但为数有限。陈布雷经常穿的是旧衣服，戴的是一顶旧礼帽，只有逢到出席重大会议或典礼
时，才换穿一套藏青哔叽中山装，算是他的礼服了。陈布雷自一杀前后，正值货币贬值，陈布雷多年积蓄所换成的金圆券都变成了一堆废纸，最后连家庭生活开支都成了问题，他因此“孤愤难抑，觉得只有一死”，这种说法以前曾经广泛流行，现在赞同者甚少。
（俞奭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