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是西汉著名的才华横溢的政论家。他的政论文章《过秦论》和《治安策》等，表现出对政治现实深邃的洞察力和处理时弊的卓越见解。但他的生命很短促，只活了33岁就不幸早夭。
据《史记。屈贾列传》记载，贾谊一生虽然时间不长，在宦途上却是几经升贬。他少年出仕，很受汉文帝重视，一年之中就做到大中大夫，文帝还准备将他提拔到三公九卿等更高级的职位。但他的某些政治主张触犯了豪族的利益，为当时把持朝政的周勃、灌婴、冯敬之等人所不容，他们攻击贾谊“洛一陽一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乃以贾谊为长沙王太傅，就职长沙。几年后，文帝又召见贾谊，没多久，就拜他为梁怀王太傅。
数年后，怀王骑马堕马死，贾谊自以为没有尽到责任，郁郁寡欢，哭泣岁余也死了。
对贾谊的个人身世、仕途遭遇，历来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贾谊自己在赴长沙任上路过湘水，曾作赋凭吊屈原，借以抒发自己遭谗被贬的愤懑心情。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屈原与贾谊同列一传，用意在于显示两人均有忠君一爱一国之志、济世经邦之才，但生不逢时、无以施展抱负，颇有共同之处，于是贾谊就成了一个怀才不遇的人物。
在历代许多诗词中，为贾谊抱不平者甚多，这种诗作在唐代尤为盛行。唐一人在自己贬官作诗自一慰，或朋友被贬作诗相慰时，往往以贾谊之贬长沙为比。李白《巴陵赠贾舍人》写道：“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遣到长沙。”刘长卿《自夏口至鹦鹉州望岳一陽一寄元中丞》也写道：“贾谊上书忧汉室，长沙谪去古今怜。”在《长沙过贾谊宅》中又写道：“汉文有道恩犹薄。”都表达了汉文帝薄恩，贾谊不遇的意思。而李商隐的七绝《贾生》则指出：“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更是用辛辣的讽刺笔调，将汉文帝和贾谊分别塑造成昏暗不明刻薄毖恩和虽然才华绝伦却受人玩一弄的典型形象。
对贾谊怀才不遇的看法持不同意见的，历史上也大有人在。主要理由是贾谊的许多政治主张，已被汉初统治者接受，并付诸实行。他的早夭虽然带有悲剧一性一，然而他对汉帝国的贡献却是显著的。后于司马迁100多年的班固，作《汉书。贾谊传》时，对于贾谊的政治理论及具体主张在西汉历史上发生的作用和影响，看得更为分明，所以他说：“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又说：“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北宋王安石对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有一首与李商隐所作同名的七绝《贾生》：“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与班固观点一样，他以为贾谊虽然没有做到公卿，但他的政治主张已被实施，不能说是不遇。但他进一步指出，自古以来，虽然有些人位居公卿，可是他们的政治主张却被皇帝搁置一边，皇帝对臣子施恩之厚薄，不在于所赐爵位之高低，而在于是否采纳他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治主张。如果采纳了，就是恩深；否则，即使给的爵位再高，也只能算薄恩。这种观点颇为新颖独特。
贾谊为什么得不到重用？历史上无详细记载，但有一种看法认为并非汉文帝昏暗荒唐，不能识人。唐代王勃说：“屈、贾生于长沙，非无明主。”北宋苏轼则说：“贾生才堪王佐而不能自用。”可能贾谊此人才识虽然过人，但心胸不够豁达，《史记》中就有“贾生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悲悲戚戚，郁闷不乐。鲁迅也说过贾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贾生之言，乃颇疏阔”。文帝贬贾谊于长沙，一方面是顶不住绛、灌之辈的压力，另一方面是不是因为贾谊“不能自用”、“疏阔”、不够“沉实”，人们不敢妄下结论，只是作一猜测而已。
对于李商隐诗中的汉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现代有些学者也作过不同解释，沈祖棻《唐一人七绝诗浅释》中说，鬼神之事，在古人的世界观中是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的，因此问及也很自然。在宣室问及鬼神，绝不排斥在其他的地点时间问过苍生，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黎洪在《诗话一百篇》中认为，问鬼神不过是文帝警敏，防诸藩间谍制造的假象，因为当时吴楚等七国的情报人员几乎遍布于京城，否则贾谊离京后文帝为何还遣使问以国事？《史记》、《汉书》对此记载甚明。李商隐讽刺文帝荒唐，把贾谊描绘成怀才不遇的可怜典型，那是由于他读史不一精一，而且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感叹自己潦倒的身世，以后许多诗人又吟咏不已，此乃诗家一大谬误！
贾谊是否怀才不遇？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因而至今不能作出定论。（蒋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