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有一位同志在出智力测验题时，写下了“‘大历十才子’是哪十人”一题后，却又匆勿删掉。这是为什么呢？
大历（766—779年），是唐代宗李豫的年号。唐代诗歌发展，在开元、天宝年间由李白、杜甫的杰出成就而形成了一个高一潮，到了贞元、元和年间，元、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则形成了又一个高一潮。在这两个高一潮之间，唐代诗歌经历了一个由背离到转趋现实主义的阶段，那就是大历时期。著名的“十才子”便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作家。
一般认为，“十才子”“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等以为己有”，（皎然《诗式。齐梁诗》）流连山水，称道隐逸。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较少，多数是唱和应制之作。风调相高，稍趋浮响，以致“开（元），（天）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钱仲文集》）当然，到了大历后期，“诸公改辙，盖知前非”，诗风有所改变，写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因此，历代来研究唐诗的学者，都很重视这一阶段诗风变迁的研讨，从中探寻诗歌创作兴衰的各种原因。遗憾的是，“大历十才子”究竟指哪10人，则众说纷坛，迄无定论。最早记载“十才子”之名的，当是《新唐书。卢纶传》。传云：“纶与吉中孚、韩侂、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新唐书》增加了“十才子”一段史料，填补了《旧唐书》的空白，应该说是有功绩的。但是同时期江邻几说的“十才子”成员同它出入很大，多了郎士元、李益、李嘉祐、皇甫曾，而无夏侯审、崔峒及韩侂。这样，“十才子”其实不止10人了。两种记载，都在北宋初期，离唐代不远，差异竟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生疑。然而，问题的复杂一性一还不仅如此，在南宋计有功的《唐诗纪事》中，我们又可看到不同于上述的几种说法：一是比江邻几说的少了吉中孚，一是比江邻几说的多了吉颂、夏侯审。另外，严羽《沧一浪一诗话》说：“冷朝一陽一在大历十才子中为最下，”冷朝一陽一并不见上面诸说提及，岂不又多出一说？
通观上述五种说法，只有卢纶、钱起、司空曙、李端四人一致被列为“十才子”成员，其余“六才子”诸说不一，孰是孰非，实难判定。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号称“大历十才子”，主要是从他们之间“游从习熟，倡和频仍的关系来讲的，而李益等人稍晚于卢纶、钱起，把他们列入”十才子“
并“非实录”，值得怀疑。但是，清人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的记载，不仅有李益，而且把略早于卢纶、钱起的刘长卿也列入“十才子”。这样“十才子”便是卢纶、韩侂、刘长卿、钱起、郎士元、皇甫曾、李嘉祐、李益、李端、司空曙等十人了。显然，胡应麟那条理由又被否定了。因为管世铭所举10人有的年龄差距很大，如刘长卿比李益大近40岁，他们之间哪里谈得上“游从”、“倡和”？
真是旧案未决，新疑又生。这纷杂的异说给今人研究唐诗发展添了不少麻烦。若以《新唐书》为据，那李益、皇甫曾等在当时颇有才名，却被排斥在外了，而苗发、夏侯审的诗名并不甚著，未可与诸子相提并论。如果以江邻几之说为证，那彼时皇甫兄弟齐名，似乎不应有皇甫曾而无皇甫冉，且韩侂同时盛名却又没有提及。若说名望，李益、刘长卿当在所列，但考交游，则又难以牵合。因此，现今流行的文学史，只得毫无理由地选择一说，几句带过。如社科院文研所的《中国文学史》，采用管世铭一说，列出“十才子”，而在论述时却把刘长卿与韦应物并论。游国恩等的《中国文学史》，则承《新唐书》一说，把李益与“十才子”并提。两书对“十才子”都没加以辨析，所举代表也只是没有争论的卢纶、钱起，而对于其他成员的思想经历和创作情况并无介绍和评述。这难道是学者们的疏忽？抑或是不值一提呢？揆其原因，恐怕是诸说纷杂，无以论断，只好无可奈何地一笔带过，以致留下了由待后人揭晓的谜面：“大历十才子”究竟是哪10人？（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