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拭的诗、词、散文，在北宋作家中都是首屈一指的，而且体现着他独特的个一性一风貌。他的散文腾挪变化，不拘一格，形成他的“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散文风格，在唐宋八大散文作家中，他超越王安石、曾巩和自己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而与韩愈、柳宗元、欧一陽一修并称“韩柳欧苏”。他的诗歌具有无所不包的丰富内容，不仅随意挥写，自一由奔放，富有一浪一漫主义色彩，而且他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特色，也影响了有宋一代的诗风。他对词的发展贡献更大，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轼多才多艺，他在绘画、书法上也成就辉煌，在我国绘画、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席位。
苏轼在文学艺术领域的诗、词、散文、绘画、书法诸方面都极有造诣，雄踞一代，那么，他的音乐才能怎么样呢？苏轼晓不晓音律，会不会歌唱，却是自北宋以来一直争议的问题。由于北宋的词是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是一种歌词，所以，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苏轼是否通词乐这一问题进行的。早在北宋，“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对苏轼词是否谐音律，就说过很有意思的一段话：“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他这些话，既以“人谓多不谐律”道出了北宋人对苏词不合音乐的看法，却又以“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为苏词不合乐辩护。晁补之的话载《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此外赵德麟《侯鲭录》卷八也有类似的记载，但认为是黄庭坚说的。
南宋女词人李清照，在她的词论中批评苏轼的词“不协音律”，《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她的话说：“至晏元献、欧一陽一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李清照强调词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的独立地位，主张词“别是一家”，她对苏轼的批评与晁补之对苏词的评论一样，对后世影响甚大。
《乐府指迷》的作者沈义父也认为苏拭和辛弃疾不晓音律，而且被后世不晓音律、“故为豪放不羁之语”的词人拉虎皮作大旗，虽然他同时又认为苏辛词不豪放处未尝不协律。他说：“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诸贤之词，故豪放矣，不豪放处未尝不协律也。”而蔡嵩云为《乐府指迷》作《笺释》，则明确指出苏轼词“豪放处多不协律”：“按《指迷》此则，谓东坡、稼轩词未尝无不协律者，但须于不豪放处求之，则二公之作，豪放处多不协律可知矣。”
以上是自北宋起关于苏拭词不谐音律，苏拭不晓音律的几种主要说法。彭乘则进一步认为苏词之所以不协律入腔，是因为词人自己不会唱曲，他在《墨客挥犀》卷四中说：“子瞻常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着棋、吃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于人？子瞻之词虽工，而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他认为苏轼连曲都不会唱，通晓音律自然更谈不上了。他的话最彻底地否定了苏轼通词乐。
但是，一些现代学者如沈祖棻等认为苏轼是通词乐的，因为史籍中有不少苏轼通词乐的记载。例如，苏拭《书彭城观月诗》就说明他自己是会唱的：“余十八年前，中秋与子由观月彭城，作此诗，以《一陽一关》歌之。今复此夜，宿于赣上，独歌此曲，聊复书之”。
《能改斋漫录》卷十七也记载苏轼能倚着歌声写《戚氏》词，让一妓一女在歌筵上歌唱，从“坐中随声击节”来看，词是合乐的，说明苏轼通词乐：“东坡元祐末自礼部尚书帅定州日，官一妓一因宴，索公为《戚氏》词。公方与坐客论穆天子事，颇讶其虚诞，遂资以应之。随声随写，歌竟篇就，才点定五、六字。坐中随声击节，终席不问它词，亦不容别进一语。“
《侯鲭录》卷三记载苏轼能将不协律的琴曲《瑶池燕》的词，改写成《闺怨》，也说明他是晓音律、通词乐的：“东坡云：琴曲有《瑶池燕》，有词不协，而声亦怨咽。变其词作《闺怨》，寄陈季常云：”此曲奇妙，勿妄传与人‘云。“苏轼的《与朱康叔书》，更亲自记载了他把原不入乐的陶潜《归去来辞》，改写成《般涉调。哨遍》，在保持它的固有风貌的同时，赋予它音乐生命：”旧好诵陶潜《归去来》，尝患其不入音律，近辄微加增损，作《般涉调。哨遍》，虽微改其词，而不改其意。“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苏词有合律处，但那是词人“笔兴所至”，有意为之的变化。苏拭能歌、通词乐，只是不喜剪裁以就声律。持这些观点的可以章铤、陆游和王的为代表。章挺《赌棋山庄词话》说：“东坡《念奴娇》（”大江东去“阕）、《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阕）、稼轩《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阕）、《永遇乐》（”如此江山“阕）等篇，其句法连续处，按之律谱，率多参差。即谨严雅饬如白石，亦时有，若《齐天乐》（”咏蟋蟀“阕）末句可见。细校之，不止一、二数也。盖词人笔兴所至，不能不变化”。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举晁以道亲闻苏轼歌《古一陽一关》，驳“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之说，而认为“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则说：“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
（许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