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是我国西南地区人民所酷一爱一的戏曲，流行于四川全省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包括外省传人的昆腔、高腔、胡琴、弹戏和四川的灯戏5种声腔艺术。原先各种声腔均单独在四川各地演出，清乾隆以来，由于经常同台表演，逐渐形成了共同的风格，清末时统称“川戏”，后称为“川剧”。其中高腔部分唱腔高一亢，用打击乐和帮腔，而帮腔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常用曲牌有［新水令］、［端正好］等300多个，艺术特色亦最显著。主要传统剧目有“五袍”（《青袍记》、《黄袍记》、《白袍记》、《红袍记》、《绿袍记》）和“四柱”（《碰天柱》、《水晶柱》、《炮烙柱》、《五行柱》）以及“江湖十八本”等，文学遗产极为丰富。
但是，对于川剧高腔音乐的来源，至今在学术上颇有争议。
（一）由湖南传入四川的。沙梅同志在《音乐研究》上撰文，认为从长江下游湖南传入四川比较可靠，因为昆曲未产生以前，高腔就在湖南地区流行了。湖南与四川既然连界，加上明末清初湖南有不少人移民四川，高腔随着带去是很可能的事情。徐文长在《南词叙录》（见明嘉靖二十八年之自序）
中曾这样写道：“今唱家称弋一陽一，则出于江西，两京（即北京、南京），湖南，闽广用之。”当时的弋一陽一腔即后来所称的高腔，极有可能先传到两京、湖南、闽广等地，而且传到那里便吸收了地方一性一曲调而变为当地的东西，所以各地高腔在曲调上各不相同，彼此间的发展也不平衡，但是四川高腔比较接近于湖南高腔。而四川高腔出现是很晚的事了。据徐文长的记载，当时高腔还未传入四川，证明了四川在明朝尚无高腔，但在湖南已经有了。另一方面清代乾隆年间魏长生去北京演戏演的不是高腔而是西秦腔。《啸亭杂记》曰：“此时京中弋腔盛行，士大夫均厌其渲杂，长生因之演秦腔，故名动京师，一时不识魏三者，无以为人焉。”这一记载也未提到川剧高腔。此外，明末湖南湖北移民四川的人最多，因之四川流行一句话叫“湖广填四川”。
从湘西直进四川，沿途都有高腔，如川湘边境的辰河高腔。
（二）由京剧高腔传来，也许可能由李调元或魏长生带回四川的，因清乾隆年间，四川戏曲家李调元对川剧的形成有较大影响。从京剧高腔与高一陽一传来或者从湖南传来都可能，尤其更可能两边都传来。沙梅同志在《论川剧高腔音乐》一文中曾用京剧音乐与川剧高腔音乐作对比，认为京剧音乐不如高腔音乐，因为京剧的音乐（包括曲调的格式、一性一格、面貌节奏、过门及锣鼓的节奏等）在规格与节奏上……受了限制，因此，才产生了表演上的机械程式；而川剧高腔音乐的音型多样化，较富有弹一性一，音值很复杂，是超越于京剧音乐之上的，而又有与其有不可分割的影响。
（三）由江西弋一陽一县的“弋腔”转化而来。清乾隆时川人李调元《论王正祥十二律京腔谱》中说：“弋腔向无曲谱，只沿土俗，以一人唱而众人和之。”另外在《雨村话剧》中还说：“弋腔始于弋一陽一，即今高腔，所唱皆南曲，又谓之‘秧腔’、‘秧’即‘弋’之转声；京谓‘京腔’，粤谓之‘高腔’，楚蜀之间谓之‘清戏’。”《王正祥十二律京腔谱》例言里说：“弋腔之名何本乎？盖因起自江左弋一陽一县，故存此名，犹昆腔之起于江左昆山县也。”
根据李调元、王正祥两家所论，高腔产生于江西弋一陽一无疑了。虽然李、王二人之见解未完全统一，并有混淆之处，然则二人所说与现今川剧颇相吻合，特别是李调元的“一唱众合”更与川剧帮腔形式接近。
从上述几家的言论分析，也有不少人提出了不同看法。如王川在《音乐研究》杂志上《对〈论川剧高腔音乐〉的几点意见》文中以为，说明川剧是由湖南传入的，无甚可据；至于来自河北高一陽一一说，不但无书作证，况且高一陽一的高腔亦无四川高腔的共同点，高一陽一高腔伴奏多用海笛，更说明这推测之不可靠。是否它们之间就无关系呢，不能这样说，因为中国几种较早较大的剧种都是互相影响的。“弋腔”直接传入京城也有书为证，很可能川人魏长生是从北京带回进京后的“弋腔”；但更有可能直接由江西传入四川，因为两省有水路可通，商贾又经常来往，明末清初从江西移民入川的人亦不少，“弋腔”传入也是很自然的事。因此说高一陽一的高腔传入四川太无根据，而湖南传入四川的说法亦无记载，可能一性一很小，故不能以此作结论。
以上几种说法都是不肯定的推测，相信通过科学的分析与争鸣，川剧高腔音乐起源问题之谜终将大白于天下。
（傅丰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