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国是周武王灭商后分封的一个诸侯国，是战国七雄之一，在中国文化史上居有重要地位。但古今史学家、地理学家和一些学者，对燕国都城之所在地的看法与认识却很不一致。各种辞书对此说法不一，许多历史文化著作也各执己见。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说：“周武王灭纣，封召公于燕。”在《货殖列传》中说：“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没有指出燕国建都何处。《战国策。燕策》中有纵横家苏秦一段话：“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此所谓天府也”，也只叙述了燕国之四邻、疆域和规模。燕国大将乐毅在《报燕王书》中记述了他公元前284年率领大军攻齐获胜，把从齐国缴获的大批财物统统运回燕国，“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植于汉篁”，但没有说明元英、历室这两个燕国的宫殿和宁台在何处。虽提到蓟丘，但很难肯定这就是燕国的都城，所以仍不知燕都在哪里。《战国策》是我国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司马迁撰《史记》参考了它。在《刺客列传》中，几乎全部采用了荆轲、豫让、聂政的材料，都没有指出燕国的都城就在蓟丘；北魏时代的大地理学家郦道元在他的名著《水经注》中说：“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南朝宋人裴骃为《史记》作的“集解”也说：武王封召公于北燕，“在今幽州蓟县故城是也”。但蓟和燕都是否一回事，是否一个国家，后世学者却有不同看法。
现代的一些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对燕国在何处建都的看法与认识，大体有以下三种：第一，燕都在蓟。
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史卷）》还有其他一些历史文化著作，都认为燕国建都于蓟（今北京或北京西南角）。
侯仁之、金涛合编的《北京史话》，除了说蓟是“周朝所分封的燕国的国都”外，还说：“为了防御邻国的侵扰，便于加强对全境的统治，燕国的统治者约在公元前三百年于蓟城西南易水上的武一陽一，别建陪都，号称燕下都。”第二，燕都先在易或他地，后迁于蓟。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和后来出版的《中国通史》中说：“召公的儿子封于燕（故都在易，河北易县。后迁都蓟，北京）。”姚舜钦、张若玫等合编的《中国古代史及中世纪史讲义》又说：“燕，同姓召公奭所封，初封在今河南郾城的召陵，后来迁到山西省汾水流域，最后迁到蓟丘（今北京）。”第三，燕都始终在易。
顾颉罢在《中国史学入门》中对以上观点持否定态度。他说：“因为燕灭蓟，燕把蓟灭了。可知燕和蓟，原本不是一个地方。”“北京过去发掘出来的文物，都没有燕国的器物，可以知道燕国京都不在北京。燕国京都在哪里？在易县。所以，说北京为燕京、燕国的京都，是错误的。说易县为燕国的下都，都是错的。易县，今日仍留有不少燕国时代的文物。”还说：燕太子丹，派荆轲去刺杀秦王，人们为荆轲送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件事，这首歌，也可以证明，燕国的京都始终在易县。”
“乾隆在香山写了‘金台写照’四个字。金台，即黄金台，黄金台原为燕昭王所建造的。在香山写这么四个字，也是无根据的。”
另外，有人因为“近年北京出土一批带有匽（燕）侯字样的周初铜器，在辽南也发现不少商、周铜器，证明召公之子确实分封于蓟”。有人却因为易县发现古代规模宏大的故城建筑遗迹，“发掘出东西长约八公里，南北宽约四公里，城区面积达三十二平方公里的城市建筑遗迹”，“故城内埋有陶管下水道，并有城垣、门阙、宫殿等遗址”，还有“炼铁、制骨、制陶等作坊的遗址十余处”，据此资料推测，燕国京都应在易而不在蓟。
1982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全国首批二十四个历史名城》，也许由于以上原因，所以新华社在对这24个名城简介时，对北京的简介只说是“燕、蓟重镇”，而没有肯定北京是否曾是燕国的京都。至于《辞海》、《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对燕、蓟、易县、大兴县、北京的说法就更多了。
（任振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