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初，散居在辽河两岸、长白山下的契丹族各部落，聚集在威振四方的军事酋长耶律阿保机及其后裔的大旗下，东掠西征，北伐南侵，金戈铁马直一逼一淮水之滨，使北宋王朝的八代君主常常坐不稳金銮殿，契丹人在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和军事各个舞台上活跃了200余年，便迅速失去了踪迹，完全融合在中华民族这伟大的躯体之中了。
物换星移，人世沧桑。契丹人留给我们许多不解之谜。除了难以捉摸的古怪文字外，更令人疑惑的要数他们特殊的丧葬习俗了。
宋人文惟简著《虏廷事实》，对契丹人的葬俗曾有所记：“其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又以尖苇筒刺于皮肤，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此记属于轶闻野史之类，在历代史书中均无凭据，似亦为正宗学者所不屑一顾。
然而，解放前后数十年的考古发掘中，契丹贵族的墓葬越来越证实了上述“轶闻”并非虚构。在辽宁的义县、锦西、新民、法库，在内蒙古的昭乌达盟、乌兰察布盟及吉林、河北等地的辽代契丹人墓葬中，都先后发现了“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的古一尸一，有的还全身穿着铜丝编织的衣、裤等。人们对此迷惑不解。历史学家们保持缄默。考古学家们在缺乏文字资料的情况下，试图对这种奇怪的葬俗作出各种说明，但一切阐述均属猜测，时至今日，仍没有令人满意的回答。
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埃及的“木乃伊”。但尼罗河流域的原始葬俗何以跨越几千年的漫长历史和广袤的空间，出现在中国东北一个少数民族之中呢？况且出土的契丹人铜丝网衣和鎏金的铜、银面具等，绝大多数并非帝王陵寝所有，如辽宁法库县叶茂台村的一座夫妻合葬墓，土扩狭小，石板棺具粗陋，但女一尸一却赫然穿着一套铜丝网衣，即用直径约1毫米的铜丝编成一般
常见的六边形“网眼”式的网罩，格眼约一指粗细。上身颇似今之圆领长袖的套头线衣，下一身则似一般裤子形，衣裤都是分前后两片分织，然后在两侧缀合而成。手套分为五指式，足套如同靴、袜。这具女一尸一和发现的所有铜丝网络的一尸一骸一样，骨架上染遍了铜锈蚀入的绿色。
有人以《虏廷事实》为依据，认为契丹人这种葬俗意在防腐。但是，各地出土的墓葬材料表明一尸一体大都早已腐烂，而唯一一尸一体比较完好的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中的贵妇人，既未“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也没有“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况且，考古发掘开始证实：这种葬俗对辽代的其他民族毫无影响，即使辽廷的汉族达官显贵墓中也根本不见，（赐姓耶律氏的汉官墓除外）；在辽代的契丹人早期墓葬中也不见，只是中、晚期才有此葬俗；在同一时期的契丹贵族中，也有很多人不用这种葬俗；铜丝网衣和面具常不共存一墓，而网衣更多施于女一性一，显然，这一切现象是不能单纯用防腐来解释的。
也有人用宗教来解释。日本学者岛田正郎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曾推测铜丝网衣和面具可能用来保护死者灵魂的安宁；有人则把个别有这种葬俗的墓中，还曾见到“肴炬如来必破地狱真言”胸牌联系起来。这种推测，仍不能概括众多毫无“宗教”色彩和遗迹可寻的用此葬俗的墓葬。
还有人认为这种葬俗多见于女一性一，可能与辽代皇室之女耶律氏普遍下嫁外戚贵族萧氏有关，因而同《辽史》所载耶律氏出嫁时均受赐“送终之具”和“覆一尸一仪物”联系起来。不过这种说法还不能对有的男一尸一亦用此葬俗作出恰当的说明。
总之，对契丹人这种奇怪的葬俗，目前一切推测都不过是假想而已。“二十四史”关于礼仪、舆服制度的记述可称典章宏浩，但契丹人的这种葬俗既无前代可追溯，亦无后代所承袭。看来，这个谜假若终有一天会被揭开，恐怕也需一个颇为漫长的岁月！
（马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