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一騷一》”的“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一座不朽里程碑”的伟大巨著——《史记》记事的断限，是学术界两千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史记。太史公自序》上明言：“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又云：“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
从这两段话看，上限和下限都各有两个断限，是自相矛盾的。于是引起了后世者的争论，而焦点又集中在下限上。关于《史记》的下限，自古至今，大致有7种观点。
一、讫于麟止说。
西汉扬雄说：“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汉书。扬雄传》）东汉班彪说：“太史令司马迁……上自黄帝，下讫麟止，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后汉书。班彪传》）三国张晏说：“武帝获麟，迁以为述事之端。上记黄帝，下讫麟止，犹《春秋》止于获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近人崔适、梁启超也力主此说。崔适《史记探源》罗列八条证据以成其说，他把凡是麟止以后记事一概斥之为“妄人所续”。《史记》断限讫于麟止的说法较为流行。鲁迅在《汉文学史纲》中也说道：司马迁“终成《史记》一百三十篇，始于黄帝，中述陶唐，而至武帝获白麟止，盖自谓其书所以继《春秋》也”。
关于“麟止”，究竟指的是何事、何时？就是在持讫于麟止说的学者中，解说也不尽相同。一说指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一说指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改名黄金为麟趾褭蹄。”（均见《汉书。武帝纪》）两事相距，乃有28年之遥。
二、讫于太初说。
东汉荀悦、唐刘知几、清梁玉绳、日本泷川资言等人从《太史公自序赞》着眼，笼统地说：“讫于太初。”太初系汉武帝第七个年号，由公元前104年到前101年，共计4年。《史记》为何讫于太初？梁玉绳等认为，司马迁太初元年始作史，故讫于太初。又为何说讫于麟止？粱玉绳认为这是假设之辞，表示效法《春秋》。泷川氏还认为是“表作史之时”。主讫太初说者，以朱东润持论最为有力。他不仅对崔适的论据，逐条驳斥，并且列出9例以证其说：“讫于太初前一年，即元封六年。”
三、讫于天汉说。
东汉史学家班固撰《汉书。司马迁传》。书中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赞同这种说法的有司马贞和张守节。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曰：“夫太史公纪事，上始轩辕，下讫天汉。”张守节《史记正义序》曰：“《史记》者，汉太史公司马迁作。……上起轩辕，下既天汉。”天汉为汉武帝第八个年号，由公元前100年到前97年，上与“太初”紧紧相连，共计4年。
四、讫于武帝之末说。
褚少孙说：“太史公纪事尽于孝武之事。”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正史考略》史记条中阐明：“太初以后事，则犹《左氏》之有续传也。”
五、讫于太初、天汉折中说。
郭沫若在他主编的《中国史稿》中云：“《史记》止于太初、天汉。”一家独唱，引起百家争鸣。史学界有人撰文说，郭老独说《史记》止于太初、天汉，意在折中。把原来尚未分辨清楚的《史记》断限弄得更加复杂、扑朔迷一离了。
六、讫于征和三年说。
征和为汉武帝第十个年号，即由公元前92年到前89年，也只4年。此说仅见于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他说：《史记》纪事，“讫于太初四年”，而最后记事则讫于征和三年。他又说：“最晚之记事，得信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传》之李广利降匈奴事（原注：征和三年）；余皆出后人续补也。”
有时、有事，确也引起史学界一些学者的共鸣。
七、断于太初四年而大事尽武帝之末说。
今人张大可在《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力排众难，据《史论》五体材料，排表列具，指出：汉武帝即位，至元狩元年历十九年，文治武功，方兴未艾。元狩元年至太初四年历22年。这一时期，汉武帝外伐四夷，内兴功作，获得了巨大成功，故封禅改历，象征西汉极盛。太初四年，贰师将军李广征大宛还，西域归附，汉武帝的事业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此后从顶峰上跌落下来。司马迁躬逢盛时，又亲自参与改历，激动非凡，决定将《史记》下限从“至于麟止”，延伸到“太初而讫”。张大可在对其他诸方面问题作了一番考订以后，得出如下结论：《史记》断限，“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是司马谈效法《春秋》而发凡起例的计划：“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是司马迁修改其父计划以成“一家之言”的实际断限。司马迁的这一修正，充满了创新和进步思想。“上起黄帝”是大一统历史观的反映；“至太初而讫”则是实录一精一神的生动体现，它以历史发展的自然断限，“咸表始终”，“综其始终”。所以“至太初而讫”乃是一个时代的断限，并非绝对年代，初为太初元年，而后发展为太初四年，附载大事则尽武帝之末。
若取绝对年代，当从年表，以太初四年为准。
关于《史记》的断限，王充有言：“不能二全，必非其一。”据上不完全所述，竟有7种见解。是麟止、太初、天汉、征和三年，还是尽武帝之末？或者真如郭沫若所说的太初、天汉之间呢？此外，是否还有其他更能说服人的高论呢？
（周朝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