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杆秤就是我国度量衡“三大件（尺斗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衡重的基本量具。虽然它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但其诞生，凝聚了炎黄子孙的智慧和血汗，反映了文明古国商贸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千百年来，杆秤在繁荣祖国经济和科技方面，功效卓著，作用独特，使用价值极高，群众基础便泛。然而，对这个伴随中华民族世代相处的量具的“身世”，我国学术界长期聚讼未绝，众说纷纭。
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方面的意见。一种认为我国商品经济历史悠久，古代文明发达，杠杆原理问世早于欧洲，名列世界之首，有较早衡权器实物出土，又有丰富的文献记载，杆秤创始应在春秋战国，距今已有两三千年历史。另一种看法认为：我国杆秤的产生，是在春秋战国不等臂秤的基础上，经过逐步演变，直到秦汉乃至魏晋南北朝才出现的，距今约1000多年。
从目前情况看，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为多，但说法也不同，主要是：一曰“秦初说”。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中认为：“秦始皇按秦国制度统一全国度量衡。公元前221年，颁布统一度量衡诏书，凡制造度量衡器，都得刻上这个四十字的诏书。”并说：“隋时掘得秦始皇时秤权，有丞相隗状、王绾二人列名，想见度量衡器由官府遵照诏书负责监制，不许民间私造。”上面提到的“四十字诏书”，即人们熟悉的“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文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歉疑者，皆明一之”，所谓“秦始皇时秤权”，实指始皇初年的秤锤，说明秦初即有杆秤。
二曰“西汉说”。吴承洛在《中国度量衡史》中说：“汉代之衡器，即今之杆秤。“并说：”汉代之衡器已设有准，称俗作秤。“他还说：”《史记》有‘大禹身为度，称以出’，不过古者以‘秤’为衡法之名，而称、秤相通，通以称或秤为衡器之名，汉以后始著。始诸葛亮曰：“我心如秤，不能为人低昂。‘”吴氏在《度量衡器名历史表解》中，明确提出衡器被叫作“秤”起源于汉。再就是1934年（民国廿三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中国度量衡》（林光澂等编著）一书也多次出现“汉秤”说法，认为杆秤源于西汉。
三日“东汉说”，其说有二：一是邱隆在《中国古代衡重计量》中认为：“史书上关于杆秤的记载有：”东汉孟业，身重千斤，帝疑其重，乃以大秤悬栋间。‘“又说：”三国时吴人韦昭《国语》注曰：“衡，秤上衡。衡有斤两之数。’”《隋书。律历志》载：“后魏景明（500—503年）中，大乐令公孙崇依《汉书。律历志》先修秤尺，及见此权（指新莽石权），以新秤称之，重一百二十斤，新秤与权，合若符契。‘”并得出“东汉已有杆秤”
的结论。二是丘光明虽也认为杆秤是东汉产物，但结论源于对92枚秦汉及新莽权的分析研究，根据秦（西汉）权和东汉权不同的特点，认为秦和西汉权“多作天平上的砝码用”，而东汉权“明显是秤砣”。并提出“东汉时己普遍使用杆秤的结论应该是可信”（《我国古代权衡器简论》，见《文物》1984年第10期）的看法。
四曰“魏晋说”。刘东瑞同志认为：战国的“不等臂秤经过逐步革新，大约在南北朝时期（五六世纪）出现了今天所见的提系杆秤”。刘还说“现在发现的有北魏和北齐时的铁秤砣和铜秤砣。说明杆秤至晚在公元6世纪已在我国广泛使用”。（《谈战国时期的不等臂秤“王”铜衡》，见《文物》1979年第4期）王云与上述看法基本相同，他说：“从春秋战国开始，天平逐步向杆秤过渡，到三国时，天平中间的提纽从衡杆中间移到一端，并刻有斤两之数于衡杆上，出现了提系杆秤。”并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杆秤已经通行，并且广为应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度量衡》。见《计量工作通讯》1980年第2期）
与上述看法相反，有人提出我国杆秤创始年代更早，应在春秋战国。持此看法的材料极少见著报端，但可知观点有如下根据：其一，认为“鼻纽权便于悬挂使用，形似今天的秤砣”，因此主张已出土的春秋战国铜鼻纽权（亦应包括秦汉出土的）是“杆秤上的秤砣（锤）”，不是“天平上的砝码”。
其二，“考古发掘中鼻纽权多单独出土，不像铜环权那样成组成套。”其三，“《墨子。经说下》有‘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之句，认为讲的就是杆秤，权就是秤砣”。其四，春秋战国桔橰、杆秤的广泛使用，恰好是《墨经》上述重要论断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正因为此，钱临照远在40年代初就明确指出：“本条述及天平与秤可无疑义。”其五，有人提出生于春秋末、战国初的庄子，面对当时度量衡严重紊乱的现状，发出“剖斗折衡，而民不争”的激言，证明春秋战国杆秤使用已相当普遍。否则，庄子所言“折衡”的话就无法解说。
由此看来，人们早就围绕我国杆秤创始年代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且愈来愈深入。就时空范围讲，产生杆秤时间从公元前五六世纪的春秋战国，一直延伸到公元五六世纪的魏晋南北朝，历时千年之差。毋庸置疑，在一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我国杆秤创始年代之谜终将被彻底揭开。
（赵瑞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