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第三本书，算上前两本——《草样年华I》和《活不明白》——凑成了我的“青春三部曲”。
之所以说“我的”，是因为这三本书的情绪和状态都是我相应年龄时的真实反应。《草样年华I》写的是大学时代的混沌，《活不明白》写的是毕业一年后的茫然，这本《草样年华2》写的是毕业三年后的失落和无奈。
这本书费了我不少劲。
一稿写完后，发给出版社，以为再有半个月就能拿到印好的书了，然后便买了张去天津的车票，见了几个大学同学，开始给自己休假。但是第五天刚回北京，出版社就打来电话，让我过去聊聊。挂了电话，我感觉稿子可能得改，不仅仅是对错别字和用错的标点符号的修改。
第二天到了出版社，见了策划、编辑。他们对一稿给予了肯定后，说：
“但是……”
果然不出我所料，得改。编辑们说的每个“但是”都在我预料之中。这些问题，写作过程中我也意识到了，但因为着急完稿，就忽略了，因为夏天要到了，天一热，我便无心做事。
一些动物需要冬眠，我需要夏休。北京的夏天令我十分难受。一进入七月份，我就开始彻底混日子，等待秋天的来临，除了吃喝拉撒睡在已经紊乱的基础上仍进行着，其他事情都无法继续开展，包括写字。上大学时的那些不及格科目，也多出现在暑假前的考试。印象中特别清楚的是，我的四级是在寒假那次考试中通过的。
这样的日子每年大约有三个月，到了九月份，我便开始好转。每到年终自我总结的时候，都发现这一年后半年开始的那段日子，竟然没的可总结，我的有效时间才是别人的四分之三。如果按一个人活八十年计算，那么我有二十年的时问是在等待——太浪费生命了!
但是这个夏天，我有事可做了，而且必须在夏天做完，因为如果拖到秋天，那时我的心态不知要发生什么变化(二十岁的时候，我的世界观一天一个样；现在，我的世界观一个季度一个样)，也许会彻底否定一稿，推翻重写——就像我现在看前两本书，都怀疑是不是我写的——但毕竟是自己付出过心血的二十万字，我决定在生活态度改变之前，抓紧时间改完出版。
这次谈话，也让我知道了，写作绝不能求快，因为每个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还欠火候儿就端上了桌，谁吃了也会感觉不烂。我得回回锅。
出了出版社，门口右手停着一辆夏利出租车，司机一直盯着我看，我态度坚决地朝左边拐去，司机按了几下喇叭，我没有回头。我想溜达溜达，把刚才编辑们提到的问题好好想想，这是我的习惯，就像吃完饭要散散步一样，有助于消化。
我半低着头，穿过一条骚臭的地下通道，沿着一条干旱的河边，不紧不慢地走着。不知走了多久，我对如何修改有了初步思路，这时一抬头，发现马甸桥到了。我是从健翔桥走来的，这段路大约两公里，刚才没打那辆夏利，这样我就省了三块钱，如果是富康或伊兰特，那么能省四块钱。
走了这么长的路，竟然一点儿没感觉累，也许是因为脑子被别的事情占着。我忽然意识到，长征之所以能胜利，就是因为当时革命形势并不乐观，红军战士们一边跋山涉水，一边思索着严峻的革命现状，不知不觉就走了两万五千里，不知不觉就迎来了曙光。
回来后，开始修改。可能因为心里急(尽管我知道急对写作一点儿好处没有，但还是控制不住)，有火，晚上睡觉又被凉风吹着了，第二天我便开始咳嗽，连咳二十多天，发自肺腑，呕心没沥血。声音之大，有时候走在路上能咳响了汽车报警器。
这段时间我每天吃三顿饭，四顿药，还拍了今年的第一张照片，是在医院的x光室照的。饮食上忌烟酒，避辛辣，喝不了凉的，吃不得烫的。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吃水煮鱼便宜的地方，打算每礼拜去一次，现在只得告吹。和哥们儿在外面吃饭，不但喝不了凉啤酒，连常温的也不行，只能喝着免费的茶水，看着他们端着杯子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并接受他们在喝酒的间隙对我提出的批评，这让我知道了，身体好不仅是为自己，也为了更多人。
带病改完二稿，发给出版社，他们看完说可以了，让我回去给书的副标题想个名字。我一边养病，一边想，最后想到现在这个名字：后大学时代。因为这本书就是写四年大学对毕业生后续的影响，以及无论毕业多久的人也无法摆脱与大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四年，说严重点儿，能影响人一生。
“三部曲”的写作伴随着我的成长。我对生活的认识，像一眼泉水，不断冒出，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蓄成了一个小水坑，现在我把水盛进三个罐，坑里的水就剩的不多了，不够再盛满一罐的，好在我仍在成长，泉眼没有干涸，时不时地还往外冒着，等把水蓄得差不多了，又可以盛进罐里了。
也许“三部曲”仅仅是一个开始，说不定会发展成“六部曲”，甚至更多。
孙睿
200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