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中间有张乒乓球桌，原本绿色的球桌几乎已经褪色成现在流行的薄荷绿了。开裂的球网，看去就像遭遇法军袭击的壁垒。乒乓球拍也已经支离破碎。
　　球桌上放了几个已经扭曲变形的纸箱，房间角落里也堆了几个。储衣箱里放了一些旧衣服，不是伊丽莎白的，莎娜和琳达已经帮我把伊丽莎白留下的衣服都处理掉了。这完全是出于好意，我知道。其他一些箱子里装的都是一些以前的东西。都是她的东西，我没办法自己动手把这些东西扔掉，也没办法把它们转送他人，我也说不清原因。还有一些东西打包塞在衣柜的最里头，我不愿再看到，同时也不忍就此扔掉。这就跟梦一样吧，我想。
　　我不确定东西放在哪儿，但一定是在地下室的。我翻阅相册，却让自己的视线回避某些画面，这我很在行。不过随着时间流逝，看到旧照片已经不会那么伤心了。有时候，当我看着我和伊丽莎白双双出现在已经发绿的拍立得相片上，就像是看着一对陌生人一样。
　　我讨厌做这件事。
　　我伸手在纸箱内摸索，指尖突然碰到毛毛的东西。我找出伊丽莎白高中网球队的奖状。我苦笑，不禁想起她古铜色的双腿和跑向球网时左右跳动的辫子。伊丽莎白打球的时候总是很专注，她不管做什么事总是很专注，这是旁人不能及的优点。网球方面，她的截击和发球都不错，但真正超越他人的是她在球场上的专注。
　　我小心翼翼地把奖状放回去，继续摸索，终于在箱子的最底下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伊丽莎白的记事本。
　　八年前案发之后，我听说警察也找过这个记事本，大概想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吧。瑞贝卡来家里帮忙找。但找到烙有K字母的伊丽莎白的尸体后，他们就不再寻找新线索了。而此时此刻，我正在试图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我心里想，为什么所有的线索都直截了当地指向了冷血罗伊？另一个念头掠过脑海。我赶紧冲上楼去上网，找纽约市监狱局的网站。上面的资料多如牛毛，其中就有我需要的名字和联系电话。
　　我退出网站，打电话到布里格斯监狱。
　　对，就是关押冷血罗伊的监狱。
　　我听着语音提示，按下分机号码，顺利转接，铃声响了三下，电话那头传来男子的声音：“你好，我是代理典狱长布朗，有事请讲。”
　　我告诉他，我想探访艾罗伊·凯勒顿。
　　“请问你是……”他问。
　　“大卫·贝克医生。我太太伊丽莎白·贝克是他犯案的受害人。”
　　“我明白了。”布朗略微有些迟疑，“能问一下你探访囚犯的目的吗？”
　　“不行。”
　　电话那头陷入了沉默。
　　“如果他愿意见我，我就有权去探监。”我说。
　　“这当然没错，但这种要求不多见。”
　　“我必须见到他。”
　　“一般来讲，这种探访应该按照程序由你的律师提出申请……”
　　“没这个必要。”我插嘴道。这是我在受害者网站上看到的受害人权利，只要凯勒顿愿意见我，我就有权提出要求。“我只是想和凯勒顿谈一谈。明天开放探监吗？”
　　“是的。”
　　“如果凯勒顿同意见我，我明天就过去一趟。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先生。如果他同意，就没有问题。”
　　我道了谢，挂上电话。我按照自己的想法采取行动了，这种感觉很好。
　　记事本就放在旁边的书桌上，我又开始逃避了。看到伊丽莎白的笔迹，跟看到照片和录影一样心痛，相比之下，笔迹更私人，也更让人痛心。高高的大写，交叉的t，连写的字母，略微右倾的字迹……
　　我花了一个小时翻看记事本，伊丽莎白记事详尽，很少用速记。令我吃惊的是，我对我的妻子如此了解。一切事情都清清楚楚，在我的预料之中。事实上，只有一次约会是我不知道的。
　　那是她遇害前三周，用笔只写着PF的记录。
　　还有一组没有区号的电话号码。
　　除了这个记录，其他的行程都很明确，就因为这样，反而格外地令人不安。区号会是多少，我毫无概念。这个电话号码还是八年前记下的，这期间，电话区号拆的拆，改的改，恐怕不好找了。
　　我试了201，电话不通。又试了973，一个老太太接起了电话。我告诉她，她获得了一份《纽约时报》的免费订阅，她报出自己的名字，但名字缩写不是PF。我继续尝试拨打失去的区号212，这一次，终于让我歪打正着。
　　“彼得·法兰利律师事务所。”一位哈欠连天的女人说。
　　“请问法兰利先生在吗？”
　　“他去法院了。”
　　背景似乎有很多杂音。
　　“我想预约法兰利先生见个面。”
　　“你是看到广告打电话过来的吗？”
　　“广告？”
　　“你受伤了吗？”
　　“对。”我说，“但我没看到广告，是朋友推荐给我的。这是一桩医疗事故。我本来是手断了，现在经过治疗手却完全不能动了。工作也丢了，伤口一直在痛。”
　　她帮我约在明天下午见面。
　　我把话筒放回去，皱着眉头。我想不通，伊丽莎白找法兰利这种专门趁火打劫的律师干吗？
　　电话铃声突然想起，吓得我几乎跳起来，没等铃声响完，我已经抓起了电话。
　　“哪位？”我说。
　　原来是莎娜。
　　“你在哪儿？”她问道。
　　“家里。”
　　“马上过来一趟。”